概要： 张籍在仆仆风尘中失意返乡，但他的诗名已随着远游的足迹逐渐远播了。贞元十二年，孟郊及第东归，路过汴州（今开封）时，就向当时在汴州任节度推官的韩愈盛赞张籍的诗文，随后又到和州看望了张籍。第二年冬，张籍又一次北上到了汴州。韩愈听说后，立即派车把张籍接到家中。接谈之后，激赏不已，便留张籍在他的城西馆读书应考。次年秋，汴州举进士，韩愈为考官，张籍应试得了第一，接着又去长安参加贞元十五年（７９９）的进士考试，又一举及第。 韩愈与张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诚相助，这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恩同再造”，虽结草衔环，报之犹恐不及，而张籍却一连给住在城内忙于公务的韩愈写了两封信，直率地批评韩愈有三个缺点：一、“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即好读荒诞小说；二、“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时之胜；三、好“为博塞之戏与之竞财”，喜欢搞赌博游戏，荒度时日。张籍认为，自扬雄之后近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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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在仆仆风尘中失意返乡，但他的诗名已随着远游的足迹逐渐远播了。贞元十二年，孟郊及第东归，路过汴州（今开封）时，就向当时在汴州任节度推官的韩愈盛赞张籍的诗文，随后又到和州看望了张籍。第二年冬，张籍又一次北上到了汴州。韩愈听说后，立即派车把张籍接到家中。接谈之后，激赏不已，便留张籍在他的城西馆读书应考。次年秋，汴州举进士，韩愈为考官，张籍应试得了第一，接着又去长安参加贞元十五年（７９９）的进士考试，又一举及第。
韩愈与张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诚相助，这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恩同再造”，虽结草衔环，报之犹恐不及，而张籍却一连给住在城内忙于公务的韩愈写了两封信，直率地批评韩愈有三个缺点：一、“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即好读荒诞小说；二、“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时之胜；三、好“为博塞之戏与之竞财”，喜欢搞赌博游戏，荒度时日。张籍认为，自扬雄之后近千年，无人言“圣人之道”，致使佛道异说“相沿而炽”；认为象韩愈这样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担当起恢复“圣人之道”的责任，而“欲举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即应当以身作则，正己而后正人，不允许姑息上述各种缺点。这种直率而尖锐的批评，并没有使韩愈生气，他回信表示同意。后来也果然写了一系列排击佛老，振兴儒家学说的论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籍为人的严肃不苟与朴直真率。
科举接连及第，张籍似乎面临“时来运转”之机，殊不知等着他的仍然是“命乖运蹇”。他及第归乡后不久，即居母丧。直到永贞元年（８０９），才调补太常寺太祝。这是个“名秩后千品”的卑官，职责是“掌出纳神主，祭祀则跪读祝文”。就是这么个九品官，却让他做了十年，不予升迁。白居易为他鸣不平道：“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重到城》）。张籍本无家财，又兼多病，这样长期地职卑俸薄，使他一家生活极度贫困。姚合描写他的生活是“野客开山借，邻僧与米炊……多见愁连晓，稀闻债尽时”（《赠张籍太祝》）。他自己的一些诗句，象“屋湿唯添漏……少食信儿娇”（《酬韩祭酒雨中见寄》），“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赠任懒》）以及“家贫常畏客”（《晚秋闲居》）等，说明他已穷得吃不上饭，买不起药，还老担心来了客人招待不起。更为严重的是，因无钱延医，竟使他久病的双目面临失明的危险。因此，他一度曾因不能视事而罢官闲居。在他初患眼疾时，韩愈曾代他写信向浙东观察使李逊求助。信中说：“使籍诚不以蓄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因得不废，则自今迄死之年，皆阁下之赐！”其凄苦之状，读之真可催人泪下！一个正直有才华的诗人竟遭此际遇，无怪孟郊要代他发牢骚说：“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纵尔有眼谁尔珍？天子咫尺不得见，不如闭眼且养真！”（《寄张籍》）
其实，这一时期使张籍最感痛心的还不是贫病的折磨，而是平生抱负之难以施展。他虽进入仕途，却被放在无聊的祭台上跪读了十年的祝文：他终于觉悟到当初寄以莫大希望的“理想境地”，只不过是一片虚幻！他在《古钗叹》中把自己比作一支埋没井底的古钗，好容易盼到被打捞起来，以为这下大可一用了，却又由于“欲为首饰不称时”，被塞入匣中封了起来：“虽离井底入匣中，不用还与弃时同”，这就是他对自己命运的哀叹!
但他并没有绝望，他继续从事那些“上可裤教化”，“下可理情性”（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的诗歌创作，希望它们能“时得闻至尊”（同上），从而达到裨补时政的目的。长期的创作实践使他的诗歌艺术愈趋成熟。姚合赞他的诗是：“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词，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赠张籍太祝》）；他的文章也渐与韩愈齐名而被人合称为“韩张”。更使诗人感到慰藉的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些文学之士，韩愈、白居易、元稹、王建、孟郊、贾岛、刘禹锡等，都和他有着亲密的往还，与“五侯三相家”（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对他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张籍约五十岁时，才改官秘书省校书郎。次年，经韩愈举荐，授国子博士。复次年，又迁任水部员外郎。十年沉滞，忽然三年三迁，朋友们当然为他高兴。白居易写诗贺道：“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觉得比他自己初次得官时还要高兴。屡遭挫折的诗人至此境遇才稍有改善，住宅也由平民区的街西迁到上朝方便的靖安坊，与韩愈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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