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认识一个真实的萧乾

2. [10-10 23:14:16]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二语文知识   阅读：8401次

概要： 附带说一句题外的话，关于《新路》。多少年来，萧乾曾因他一度受邀参加这份杂志（虽然他因远在上海根本没有参与具体筹划，后来又谢绝邀约去了香港），这段历史反复受到审查，似乎当时受邀的一念也成了他的致命大病。此案作为萧乾个人的历史问题，应该说已经澄清；然而，我以为，不来着眼替萧乾辩诬，假设他当时参与了《新路》的实际编辑，难道就罪在不赦吗？这本刊物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这两位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都划为右派，在他们的罪状中，创办《新路》该是一笔历史旧帐吧？他们的右派结论都已改正，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留没留下尾巴，是怎样为《新路》定性的？我以为时至今日，我们不是从人事档案的角度，而是从现代史的角度，应对这一份杂志有个准确的看法。出版自由，是指不同的出版物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批准《新路》的注册登记，是他们还要标榜"出版自由"，然而，不久，他们还是像查封上海几家报刊那样，禁止《新路》办下去了，因为他们已经虚弱得听不了任何一点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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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带说一句题外的话，关于《新路》。多少年来，萧乾曾因他一度受邀参加这份杂志（虽然他因远在上海根本没有参与具体筹划，后来又谢绝邀约去了香港），这段历史反复受到审查，似乎当时受邀的一念也成了他的致命大病。此案作为萧乾个人的历史问题，应该说已经澄清；然而，我以为，不来着眼替萧乾辩诬，假设他当时参与了《新路》的实际编辑，难道就罪在不赦吗？这本刊物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这两位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都划为右派，在他们的罪状中，创办《新路》该是一笔历史旧帐吧？他们的右派结论都已改正，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留没留下尾巴，是怎样为《新路》定性的？我以为时至今日，我们不是从人事档案的角度，而是从现代史的角度，应对这一份杂志有个准确的看法。出版自由，是指不同的出版物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批准《新路》的注册登记，是他们还要标榜"出版自由"，然而，不久，他们还是像查封上海几家报刊那样，禁止《新路》办下去了，因为他们已经虚弱得听不了任何一点不同的声音；在最后查封《观察》后不久，南京政府也就垮台了。

　　对于《大公报》的立场，有一个至少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说法，叫做“小骂大帮忙”，大概就是说它虽然对国民党也有所批评，但根本上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而是要改善它，也就是维护它的。这个说法不知其来何自，但我猜是来自当时的革命阵营，因为我是在１９４８年听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这样评价的，人很年轻，显然也是从自认为可信赖者那里听来的。有趣的是，萧乾在１９５７年短时期的“鸣放”中发表了有限的文字，特别是成为批判重点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在作者，他是“七分肯定，三分批评”的，这不也正是“小骂大帮忙”吗？怎么就成了企图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状了呢？没有法治，言出法随，以言定罪，就会以随意性代原则性，发生多重标准、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等等现象。

　　在文化专制高压下，萧乾的心灵也遭到扭曲，后来他回忆这段时日，对此从来不回避也不粉饰。整个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政治气氛有了很大的转变。萧乾重新拿起笔来，虽已垂垂老矣，却十分珍视生命的这一机缘，他不倦地写作，实际也在不断总结自己的一生。他决心像老友巴金那样，把说真话放到作人和立言的第一位来。他说过一个故事：“文革”中一个人跳楼自杀，一时未死，在弥留时，却说他是在幻觉中追赶一个反革命，不想从窗户越出了；此人说了他一生最后一次假话，然而是为了死后不致被诬为“畏罪自杀”或“自绝于人民”。这是一个含泪的笑话。萧乾说他在有生之年不再违心说话，即使不能说真话，但也可以沉默，而不说假话了。他说了他在思想解放中逐步解除戒备的真实心路历程，而在他表示“感谢反右派斗争”时，不是“戏说”，他是设想如果不是在反右后戴上帽子，而继续执笔写作，那末到了“文革”，加以清算，他就将不是仅以“死老虎”身份陪斗，而不会比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遭遇更好了。以上不是原文，意思大致不差，这是我所见到的回忆录中说到自己最坦率的真话之一。

　　而真话，当然远远不限于叙述个人的经历。萧乾在近十几年里，说了许多我称之为“实质性”的真话，有些并且是有关社会政治的敏感问题，这是极其可贵的。正是因为说真话在今天也还不是完全没有阻力，如萧乾这样以耄耋病弱之身，仍然密切关注世事，发出自己的真实的声音，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例如“文革”这个话题，不知为什么，总好像还是犯忌讳的。“文革”是民族的灾难，如果你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是这受难的民族的一员，有什么理由为灾难制造者讳？“文革”又可说是国耻，也许有人认识到这一点，但是错把“家丑不外扬”当成了“知耻近乎勇”吧？

　　而萧乾是最早触及“文革”话题的人之一，他在１９８５年初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欧行冥想录》里提出为“文革”死难者修建永久纪念馆的建议，他是在慕尼黑参观“纳粹兴亡史”展览以后这样说的：

　　展览厅一进门，迎面就写着“永勿忘记”。是的，不能忘记呀！记住，历史才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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