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怎样认识鲁迅的弃医从文？──读《藤野先生》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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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一九○六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剌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也是我们在《藤野先生》的教学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但是，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历史时期，每个爱国主义者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只有把弃医从文看成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具体分析，才能对鲁迅的这一抉择做出确切的说明。弃医从文并非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途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一八九八年，当鲁迅离开绍兴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时，他首先进的是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二月，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直至一九○二年一月毕业。鲁迅在南京学洋务的几年间，中国的大地上，触目惊心的剧变迭起：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义和团运动的惨遭镇压，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的签订，这些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促使包括鲁

怎样认识鲁迅的弃医从文？──读《藤野先生》札记,标签：初二语文教学设计,http://www.85jc.com
一九○六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剌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也是我们在《藤野先生》的教学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但是，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历史时期，每个爱国主义者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只有把弃医从文看成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具体分析，才能对鲁迅的这一抉择做出确切的说明。

　　弃医从文并非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途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一八九八年，当鲁迅离开绍兴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时，他首先进的是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二月，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直至一九○二年一月毕业。鲁迅在南京学洋务的几年间，中国的大地上，触目惊心的剧变迭起：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义和团运动的惨遭镇压，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的签订，这些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促使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正是在这一时代浪潮的推动下，鲁迅于一九○二年四月到了日本。当他知道日本的维新运动“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后，即决定弃矿从医。尽管鲁迅此举的动机不无幼稚之处，但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出发点是爱国主义，则是确定无疑的。这种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对于维新的信仰”，它是当时的维新浪潮冲击青年鲁迅所激起的一朵浪花。

　　给新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之前，改良运动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除旧布新”、“保种自强”，代表了那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青年鲁迅在思想上接受了他们的某些影响，但并非信仰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康、梁等人倡导维新运动的目的在于实现君主立宪的社会制度，即所谓“主以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而鲁迅学医的目的则是为了救活象他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可见，青年鲁迅是把学医看成是能够切实地报效国家、民族的具体途径的。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他一旦发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就毅然决然地另择新路：“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倡导文艺运动了。”

　　其实，在一九○六年弃医从文之前，鲁迅想以文艺改变民众精神的活动即已开始。一九○三年，他题赠许寿裳的《自题小像》诗，不仅抒发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迈誓言，而且慨叹“同胞未醒”，流露出“不胜寂寞之感”。同年，他译述了《斯巴达之魂》，歌颂了公元前480年前巴达三百市民为抵抗 波斯侵略军全部为国捐躯的壮举。鲁迅介绍这一故事的动机，显然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主义热忱。他还翻译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哀尘》，叙述了女人主公芳秽“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的悲惨遭遇。在译者附记里，鲁迅写道：“嗟社会之陷穽兮，莽莽企球，亚欧同慨”。可见，他翻译这一作品的目的，在于借西方作家之笔，唤起东方读者对自身苦难的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上述活动，并非偶或为这。据许寿裳回忆，在从事上述活动的同时，鲁迅经常对他谈到以下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就提出了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叶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不要说已经走到了终点的维新派，就是站在时代前列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的着眼点，主要也还是“排满”，对于如何改变人们的精神，提高人民的觉悟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还很少有人注意。青年鲁迅考虑到这一点，不仅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热忱，而且反映了他思想的深邃。可以认为，即使没有幻灯片事件的刺激，鲁迅迟早也会作出弃医从文的抉择，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做出这一抉择的内在原因，而幻灯片事件，则是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契机，或曰直接原因。

　　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当时正在海外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密不可分。一九○五年八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组成同盟会，明确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并发行《民报》，大力宣传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而以康、梁为代表的 维新派，这时已经完全堕落成保皇派。在同盟会成立之前，革命派和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就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一九○三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鲁迅对此大为赞赏，称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还格外推崇邹容的《革命军》，认为“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的弃医从文，发生在革命派和改良派决裂期间，决不是偶然的。正是蓬勃发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为鲁迅早期思想的这一转折提供了时代和社会条件。如果说，一九○六年弃医从文以前，鲁迅曾经爱过改良派严复、梁启超的影响，那么，在这以后，这种影响则由章太炎所替代。鲁迅的弃医从文，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已经摆脱改良派的影响，而站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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