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2. [10-10 23:14:16]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二语文知识   阅读：8474次

概要： 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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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这是沈从文一九五一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浸润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

　　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史树青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业务上靠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怎么安排。”老同事杨文和说；“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房，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

　　沈从文后来自己描述道：“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见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份检讨稿）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汪曾祺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萧乾身上也曾出现过。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萧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那一难堪局面：

　　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不好，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而难处。当时有中苏友好协会、工会之类，挑着人入会。听说就没让沈从文加入，在政治上给他压力。

　　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年代里是很难抬头的。

　　老朋友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沈从文没有因事找过他。一九五八年三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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