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陈徒手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瘦弱的背影时则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生死线。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式的长文《我的学习》,其中就谈到一九四九年的困顿:“北京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标签:初二语文知识扩展,http://www.85jc.com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瘦弱的背影时则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生死线。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式的长文《我的学习》,其中就谈到一九四九年的困顿:“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沈从文约定俗成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思想战争”这几个字,恰好表达了情感枯竭、崩溃的真实状态。
事隔四十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
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槽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韩寿萱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系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一九九○年十二月七日采访)
被沈从文称为“百科”的周有光是沈从文的连襟,著名的语言学家。谈到那一段岁月,九十二岁的周有光意犹未尽: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而沈从文感到恐慌。当时我不在国内,对这一点觉得很奇怪。那时情况知道得太少。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
在没地方安放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解放后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了,创作萎缩了。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
后来让他上革命大学,让他改造思想,让他慢慢明白……(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采访)
对沈从文相知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当年曾同沈从文一起在革命大学学习,只不过沈在以社会名流为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职员为主的二部。史树青说:
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共产党能否长久?在那里学习,主要是交待思想,丢掉对美国、国民党的幻想,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筋。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学习时,没有农业劳动,有时在校园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月采访)
张兆和记得,在革大毕业时,校长刘澜涛给沈从文发了毕业证书。隔了二年,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谈及当时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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