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欧阳修与北宋文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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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整理编辑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是在宋代文学总体上处于衰退的情况下产生的。它一面顺应着思想控制强化的时代文化，一面寻求文学的新的立足点和艺术风格。在这里起着中枢作用的是欧阳修。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吉水（今属江西）人，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父早亡，幼时家贫。天圣八年（１０３０）进士，初仕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等人声气相通，提倡文学变革。景祐初入京后，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主张被贬，庆历年间，再度积极参与范所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复又长期贬外。至和年间入朝，逐渐上升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权要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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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编辑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是在宋代文学总体上处于衰退的情况下产生的。它一面顺应着思想控制强化的时代文化，一面寻求文学的新的立足点和艺术风格。在这里起着中枢作用的是欧阳修。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吉水（今属江西）人，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父早亡，幼时家贫。天圣八年（１０３０）进士，初仕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等人声气相通，提倡文学变革。景祐初入京后，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主张被贬，庆历年间，再度积极参与范所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复又长期贬外。至和年间入朝，逐渐上升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权要职位。晚年对王安石新法持反对态度，这大抵是因为欧阳修虽主张政治改革，但态度比较稳健，以为王安石激烈变法流弊甚多。有《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修在北宋文学变革中的领袖地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这一场文学变革作为宋王朝思想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即与当时政治方面的改革相互关联，又是自上而下、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进的。早在天圣年间，范仲淹就提出过“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希望朝廷“敦谕词臣，兴复古道”（《奏上时务书》），而朝廷也确实几次下诏，从政治意义上提出改变文风的问题，如仁宗天圣年间曾诏斥文人“竞为浮夸靡蔓之文”，要求学者“务明先圣之道”，并指令从朝廷文件入手“矫文章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６、１０８）。领导这种性质的变革，当然需要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而欧阳修具备这一基本条件。

　　其次，欧阳修在当时的文人群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他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的人格修养既为重视道德节操的士大夫所尊重，同时他又喜扬人之美，并利用其知贡举的权力地位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的文学家都曾得到欧阳修的帮助，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集团性的力量，从而更便于扩大影响，推行他们的主张。如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名位不显，欧阳修却以诗坛宗主相视，使他们声誉大张；曾巩落第，欧阳修为他写序饯行，令人刮目相待，后又在知贡举时把他录为进士；对王安石，欧阳修不仅两次加以推荐，而且在赠诗中给予极高的称评；三苏中，苏洵以一默默无闻的布衣身份，经欧阳修的推荐和鼓吹而名动海内，苏轼、苏辙则是欧阳修知贡举时选拔于前列的，苏轼尤其受到他的推重。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和政治家，欧阳修的眼光、涵养，确实是不同一般的。

　　还有一个直接和非常重要的因系是：欧阳修不仅本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在诗歌、散文、词的创作方面有特出成就，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还有着比较合理，富有调和性、包容性的文学主张。北宋立国以来，由于约制个性的儒家伦理观念的强化，在文学方面以道统文、以道代文的理论盛张到空前的地步，它虽然触及北宋初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学风气的某些弊病，但对文学生机，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形成更强的扼制。而欧阳修的态度，一方面对这种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想在原则上表示赞同，承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对石介、尹洙等人表示相当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反对过分偏激的主张。他虽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薛间肃公文集序》）；认为文采还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文章（当然是指符合于道的）有着不朽的价值，“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量，气凌山岳常峥嵘”（《感二子》）。虽说这些表述较之宋以前文学理论已经达到成就而言，并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仍有它重要的意义。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阳修的态度要更合理些。譬如对西昆体，他有不少好评，甚至称赞杨亿“真一代之文豪也”（《归田录》），而批评石介对西昆诗人的极端态度是“好异以取高”，“以惊世人”（《与石推官第一书》）。再如对骈体文，欧阳修的持论也较公允。他说过，“时文虽曰浮巧，其为功亦不易也”（《与荆南乐秀才书》），“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并赞扬苏氏父子的骈文“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苏氏四六》），他认为骈文的缺点是在形式的严格限制下造成说理和叙述的不清晰，不畅通。所以，欧阳修所领导的文学变革虽有反对西昆体和骈文的一面，但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怎样使文学在建立完善的社会秩序方面起到更积极更实际的作用。在这个基本前提下，他们维护了文学的存在权利，同时也维护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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