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故乡》有关资料

2. [10-10 23:14:16]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三语文知识   阅读：8596次

概要： “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母亲的话提醒“我”，知道来了一伙明是买木器的实乃偷家什的故乡人，而且来过不止一次。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尖利的怪声中俗不可耐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已站在“我”面前，一番尖酸刻薄之后，没忘了“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 启程之日，“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总之真诚惜别送行的人少，贪图东西的人多。 悲哀于不动声色中和盘托出！ 如果说“我”对以豆腐西施杨二嫂为重点的一班人的嘴脸感到可恶可憎的话，那么，眼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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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母亲的话提醒“我”，知道来了一伙明是买木器的实乃偷家什的故乡人，而且来过不止一次。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尖利的怪声中俗不可耐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已站在“我”面前，一番尖酸刻薄之后，没忘了“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

　　启程之日，“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总之真诚惜别送行的人少，贪图东西的人多。

　　悲哀于不动声色中和盘托出！

　　如果说“我”对以豆腐西施杨二嫂为重点的一班人的嘴脸感到可恶可憎的话，那么，眼前的闰土的巨大变化则令“我”生叹生悲。这里闰土的仿佛石膏像一般的木偶人取代生龙活虎般的少年形象，固然是令“我”生叹生悲的重要因素，恐怕更重要的在于闰土那以“老爷”取代“迅哥”的称呼，以规矩恭敬的态度取代自然欢喜之神情，确乎使我的心灵来了一次巨大的震颤，这彼此间“可悲的厚障壁”使我“说不出话”来，那仅存的一丁点亮点也黯然失色。

　　回故乡，来时“本没什么好心绪”，走时更感“非常气闷”“非常的悲哀”。无疑小说《故乡》是作者鲁迅极度失望苦闷心绪的告白。

　　精神的故乡在哪里？我们的后辈应该有我们所未经过的新的生活，但它真会有吗？眼前的水生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然而今天的闰土变得麻木了，明天的水生会否又是一个今天的闰土；宏儿不是在像“我”想念闰土一样想念水生吗？然而今天的“我”与闰土之间已有了悲哀的隔绝，明天的宏儿与水生之间会否也出现今天我与闰土之间的“厚障壁”。鲁迅希望留住孩子们今天的这一切，但他深知留住这一切的无望。

　　眼下的鲁迅与闰土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只有生存于艰难苦涩的现实中（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而又看不到希望的人，才更加看重希望，才会产生对神灵与偶像的笃信（富足达贵之人崇拜神灵偶像，目的是为了庇佑今日所拥有的一切，这与闰土的崇拜神灵偶像不可同日而语）。闰土要香炉和烛台，因为他完全可以在崇拜偶像的过程中忘却现实的困苦而得到关于将来的实实在在的精神寄托（尽管在鲁迅看来这是不觉悟的、麻木的、可笑的），但鲁迅的希望、他“自己手制的偶像”，却无法使他像闰土那样陶然于精神的寄托与宽慰。他们都有希望，都有偶像，但闰土的希望与偶像能带给他精神的安慰，只是他不知这希望与偶像是虚无的；而“我”的希望与偶像则无法安慰“我”苦涩的灵魂，只因“我”清醒地知道这希望与偶像是虚无的。他比谁都清楚“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他在《故乡》的结尾处不无矛盾地写下心灵的苦涩：“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有一种观点认为：鲁迅的这段话表明只要有更多的人来“走路”，希望就会成为现实的乐观倾向。恐怕这种理解与文本之间有较大的出入，也与作品的整体风格无法协调。以路比喻希望，又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无异于说世上本没有希望。它并不会因为“走的人多了”而有希望，这种“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实是一种聊以自慰同时也慰藉他人的“无望的希望”。这种“无望的希望”正是《故乡》的主体情绪。这种“无望的希望”也贯穿着鲁迅先生的一生，我们并不会因此而低估了这位思想和艺术的伟人，相反却从他“‘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人作绝望的抗战”中深深体会到一种坚定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的壮美。

　　　　（选自《名作欣赏》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哀人间之隔膜，探人生之新路（沈振煜）】

　　凡了解一点鲁迅生平的人都知道，《故乡》是一篇取材于作者亲身经历的小说，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可考。鲁迅自１９１２年随民国教育部北迁赴京供职之后，曾于１９１９年底返回故乡，将全家迁居北京。他当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以及和童年时代的朋友──农民章运水见面的情景，在小说《故乡》中都有如实的反映。不过，作品并非作者故乡行的纪实，而是以叙事主人公“我”回乡迁居的经历为线索，描述那一时代中国农民的生活遭际与精神病苦，抒写作者对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相互隔膜的深沉忧虑，以及打破彼此隔膜、探求人生新路的执着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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