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幕“折服秦王”的荒诞剧──《唐雎不辱使命》考辨

2. [10-10 23:13:42]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三语文知识   阅读：8545次

概要： （魏昭王）谓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广陶，攻齐得刚、博以广陶，得许、鄢陵以广陶，秦王不问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许、鄢陵必议，议则君必穷。为君计者，勿攻便。” 此为秦昭王二十四年（前２８３）事。由引文可知，早在魏冉攻魏之前，迫于秦之压力，魏国已割鄢陵以增广穰侯之封域定陶。也就是说，唐雎为安陵君使秦前五十八年，安陵已落秦人之手。秦庄襄王三年（前２４７），魏信陵君有言：“无忌将发十万之师以造安陵之城。”可见此时安陵之归属尚无变化。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此后安陵复归于魏，又成“魏的附庸小国”。诚如历史地理学家顾观光所云：“鄢陵久为秦有，而安陵至战国末尚存，此则传闻异辞，当在阙疑之列矣。”（《七国地理考》卷五） 从时间、地点、人物的矛盾情形看，《唐雎不辱使命》事出虚妄，当可定论。当代学者缪文远先生在《战国策考辨》一书中断定，是章出自秦末汉初纵横家之“拟托”。朱东润先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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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昭王）谓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广陶，攻齐得刚、博以广陶，得许、鄢陵以广陶，秦王不问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许、鄢陵必议，议则君必穷。为君计者，勿攻便。”

　　此为秦昭王二十四年（前２８３）事。由引文可知，早在魏冉攻魏之前，迫于秦之压力，魏国已割鄢陵以增广穰侯之封域定陶。也就是说，唐雎为安陵君使秦前五十八年，安陵已落秦人之手。秦庄襄王三年（前２４７），魏信陵君有言：“无忌将发十万之师以造安陵之城。”可见此时安陵之归属尚无变化。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此后安陵复归于魏，又成“魏的附庸小国”。诚如历史地理学家顾观光所云：“鄢陵久为秦有，而安陵至战国末尚存，此则传闻异辞，当在阙疑之列矣。”（《七国地理考》卷五）

　　从时间、地点、人物的矛盾情形看，《唐雎不辱使命》事出虚妄，当可定论。当代学者缪文远先生在《战国策考辨》一书中断定，是章出自秦末汉初纵横家之“拟托”。朱东润先生也认为：“本文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逊上编第一册１３７页）斯诚不刊之论。倘对该文内容深入剖析，这一点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首先，基本情节不合事理。作为一方域仅“五十里”之小国，当天下板荡之际，只能成为臣服大国强国的附庸，事实上是很难作为一个“国家”独立存在的。即令魏国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尚存”，以秦王横扫六合之兵威，但遣偏师一支以击，弹丸之地旦夕可下，何须卑词“易地”，自讨没趣，进行一嘲外交斗争”？秦王举措固然令人费解，而唐雎之行则愚昧至极。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魏国既灭，安陵岂能以“五十里之地”对抗虎狼之秦？即令以“劫秦”手段换取秦王一纸承诺，在“兵革不修、诈伪并起”“氵昏然道德绝矣”（刘向《战国策书录》）的战国末期，缺少实力保障，这种承诺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战国策》注者鲍彪认为：“唐雎之使愚矣！虽抗言不屈，岂终能沮之乎？”战国策士的游说活动皆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唐雎怎么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呢？

　　其次，人物形象有欠准确。该文的两个人物唐雎和秦王，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历史上的唐雎，是一位纵横捭阖巧舌如簧的策士，并不是专诸、聂政、要离之类的玩命角色。“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恫吓，“挺剑而起”一拼死活的架势，非唐雎一类的策士所愿为所能为。而作为唐雎对手的秦王嬴政，绝不是懦弱无能易于就范的庸主，那种色厉内荏前踞后恭的性格，和喑口恶叱咤一统天下的嬴政的个性特征难以吻合。只要读一读《史记·刺客列传》就可以知道，面对荆轲锋利的匕首，猝然之间，秦王“乃以手共搏之”，可见其人身手矫健处变不惊，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那种“色挠，长跪而谢之”的形象，和历史上的秦王嬴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复次，重要细节严重失实。矛盾的彻底解决依靠了那柄来历不明的“剑”。《史记·刺客列传》：“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带剑入殿，作为敌国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剑立于朝堂之上？何况，其时秦国正与东方诸国全力相搏，面对来意不善的敌国之使，焉能如此麻痹大意？

　　由此观之，《唐雎不辱使命》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作为文学作品，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其文出于虚构“拟托”，而且虚构“拟托”的手法也实在算不上高明。

　　对照《史记》对唐雎其人其事的记载，对准确理解《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不无启迪。太史公处置《战国策》中关涉唐雎的材料，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载录其事直书其名：《魏世家》记唐雎说秦昭王援魏事，文字与《战国策》悉同。一是载录其事讳涉其名：《魏公子列传》载唐雎说信陵君事，不书“唐雎”之名，而云“客有说公子”者。史迁下笔审慎，无疑对其时唐雎之年龄及缘何由魏入赵俱生疑惑。一是对《战国策》中有关材料弃置不用：《唐雎不辱使命》即属此类。照一般读者看来，《唐雎不辱使命》情节生动文字鲜活，绝不比《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之劫齐桓公”逊色。《史记》何以作如此取舍？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太史公已辨其伪。可以说，早在二千年前，司马迁即以史家锐利的目光对唐雎劫秦王之真伪作过甄别。秦帝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秦始皇仁义不施积怨天下，故汉初纵横之士假托唐雎之名，向秦始皇泼了这盆污水。③这就是《唐雎不辱使命》产生的社会背景。“易地”是秦始皇的祖宗们常常祭起的法宝，而“劫秦”之事，在秦的历史上也不鲜见。这无疑给“拟托”者提供了历史素材和想像空间。在此基础上，塞进汉初方士们特别感兴趣的“白虹贯日”“慧星袭月”“仓鹰击殿”之类“天人感应”之谈，迷人心窍惑人耳目，所有这一切拼凑一处，便借着“唐雎”的亡灵，上演出一幕“折服秦王”的历史荒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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