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论庄子《逍遥游》的意义及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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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向、郭对逍遥的解释，一方面可能是受到魏晋时代纷乱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文人生命朝不保夕，知识分子于此对生命的存在意义，不能不有深刻之反省，而向、郭所标举的「适性」成为人生的方向，心灵无奈的抒发，在局促的政治压力下，使人保有一分玄境与逍遥。另外，向、郭逍遥义，与当时的人物才性论也有密切关系。刘邵论性谓人才各有所宜，不在乎大小的问题，与向、郭适性说颇近。故向、郭言「性分」，采取才性论相同立场，皆纯就被决定之材质而言，任之顺之，不及修养转化的过程，显示出个人的最高意识，各适其性，不机自张，各人既自为一独性，则不必求其转化，则不受任何格套束缚，圣人亦无以异乎凡人，同皆齐一的价值。(二)支遁逍遥解：向、郭解庄风行近百年，学术界对庄子逍遥游的解义，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唯至支遁时，即对向、郭解释提出质疑。据的记载：「遁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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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
向、郭对逍遥的解释，一方面可能是受到魏晋时代纷乱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文人生命朝不保夕，知识分子于此对生命的存在意义，不能不有深刻之反省，而向、郭所标举的「适性」成为人生的方向，心灵无奈的抒发，在局促的政治压力下，使人保有一分玄境与逍遥。
另外，向、郭逍遥义，与当时的人物才性论也有密切关系。刘邵论性谓人才各有所宜，不在乎大小的问题，与向、郭适性说颇近。故向、郭言「性分」，采取才性论相同立场，皆纯就被决定之材质而言，任之顺之，不及修养转化的过程，显示出个人的最高意识，各适其性，不机自张，各人既自为一独性，则不必求其转化，则不受任何格套束缚，圣人亦无以异乎凡人，同皆齐一的价值。
(二)支遁逍遥解：
向、郭解庄风行近百年，学术界对庄子逍遥游的解义，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唯至支遁时，即对向、郭解释提出质疑。据的记载：
「遁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伏。」
换言之，支遁认为郭象之「适性」说，「性」若是就材质之性，亦即万物的差别性而言，「适性」即是使万物委顺自然材质之发展，那么无论是尧舜桀纣，均能适性逍遥，如此必然导致道德价值的失落。同时，若以「适性」为逍遥，则圣贤不肖智愚皆是命定，既不可改易，亦不可超越，逍遥遂成为取消价值的颓废之说。另外，郭象的「适性」说，提出「小大虽殊，逍遥一也。」泯去现实上比较对待而成的差别价值观，将使现实的一切在逍遥的意义下强显为平等，此与庄子明言大知小知之不同，而实有小大之辩者的原意不合。
支遁认为：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鴳，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鴳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失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消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无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 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支遁破题断言以「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说明了至人于浪形骸，放游无穷的时空中，主宰万物而不受外物的主宰，自我就不会受拘束，不为而自然,，玄冥感应，那就逍遥而无往不适。而所谓逍遥，是精神上的事，及物物不物于物，不我得、不为，正是种境界升华的表征，以示逍遥，必以物外、忘我、无为为本。
支遁进而比较两种满足，一为短暂的、肉体上的满足；一为精神上的满足。前者乃有待于外在条件存在与否；后者则建立在主体的随遇而安上，而不在乎外在的条件，故至足不会随着时空转移而改变，方堪称为逍遥。
盖支遁是以佛教般若学格义「即色派」，色不自色，色复异空，即心即道的理念，释逍遥游之义。故至人之心，可以物物，也可以色色，能主宰万物，而不受外物支配，心遂能与万物感通，因应无穷。与向、郭的「适性说」、「物自物」截然不同。
(三)吕惠卿逍遥解
北宋吕氏解庄，表现以儒解庄的儒道调和倾向，其逍遥游首章「鲲鹏之化」吕注云：
「通天下一气也，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如环之无端，万物随之以消息盈虚者，莫非是也。北冥之鲲化为南冥鹏，由阴而入阳也。阴阳之极皆冥于天而已。三千九万皆数之奇，六月则子与巳、午与亥之相距也。言鹏之数奇，而去以六月息，则鲲之数耦而去，以六月消可知也。」
吕注以阴阳生化、天干地支象数派之易变规律来解庄，其与逍遥本义不相调和。然当时人陈详道、赵以夫解庄亦用阴阳家说，可见当时流行用阴阳之说入庄。
(四)王雱逍遥解
王雱是王安石之子，其「逍遥解」曰：
「夫道，无方也、无物也，寂然冥运而无形器之累，唯至人体之而无我，无我则无心，无心则不物于物，而放于自得之场，而游乎混茫之庭，其所以为逍遥也。」
「至于鲲鹏潜则在于北，飞则徙于南，上以九万，息以六月，蜩鷽则飞不过榆枋，而不至则控于地，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则造化之所制，阴阳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岂得谓之逍遥乎? 郭象谓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任，逍遥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知庄子言逍遥之趣也。」
王雱言无心则不物于物，而放于自得之场，以自然解逍遥颇切逍遥旨意。然而王雱解庄子仍不脱阴阳之说，如注言：「阴阳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又「鹏虽大也，飞不出乎九万，息必以乎六月，拘于阴阳之数，而非所以为逍遥也。」王雱与吕惠卿同为儒道合流，故除引阴阳说外，又提到尽性之言，「尽性则人道毕而未至命，故曰有未树。」「此明物虽一，而用适其材则各有所当，而免疑累，此穷理尽性之意也。」王雱以尽性观念注庄，此乃宋代发展心性之学下的趋势，王雱亦无不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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