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龚自珍的儒学思想

2. [11-19 15:42:19]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二语文知识   阅读：8809次

概要： 可见，龚自珍已深刻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发展，决定了改革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不进行变革，其结果必然是“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龚自珍全集·尊隐》）。 二、抨击空疏学风，呼唤有用人才 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当时学术风气的批判上。康乾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文字狱政策，整个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沉湎考据训诂，脱离现实社会的空疏学风，士人学者为了免遭清王朝的迫害，大都醉心于故纸堆中，不敢议论时政国事。脱离现实社会，不言经世致用的空疏学风，导致学术发展转向了繁烦杂陈的考据训诂，整个社会缺乏经世致用的人才。为了扭转学术风气，造就有用人才，龚自珍抨击了当时的学术弊端，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才的扼杀。 龚自珍虽然研治经学，但他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争汉、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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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龚自珍已深刻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发展，决定了改革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不进行变革，其结果必然是“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龚自珍全集·尊隐》）。


二、抨击空疏学风，呼唤有用人才

　　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当时学术风气的批判上。康乾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文字狱政策，整个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沉湎考据训诂，脱离现实社会的空疏学风，士人学者为了免遭清王朝的迫害，大都醉心于故纸堆中，不敢议论时政国事。脱离现实社会，不言经世致用的空疏学风，导致学术发展转向了繁烦杂陈的考据训诂，整个社会缺乏经世致用的人才。为了扭转学术风气，造就有用人才，龚自珍抨击了当时的学术弊端，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才的扼杀。

　　龚自珍虽然研治经学，但他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争汉、宋门户之别，而在于寻求经典义理，倡导社会变法。因此，他对当时风靡社会的考据之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繁烦杂陈的汉学是“琐碎饾饤”，“不谈性道”，“黜空谈之聪明，守纯朴之迂回，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以至于“积数十年之功，始立一术”，“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龚自珍全集·陈硕甫所著书序》），它拘于烦琐，蔽塞义理，脱离现实，无补世事。而宋学则又空言心性，游谈无根，他认为，宋学家空谈义理，同样无益于社会稷民生，有背于孔子之道。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如视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视空谈义理为扬圣人之学，皆不合于儒学本旨，而有害于世道人心。他强调，为学当以经世致用、康济时艰为目的，而不可沉迷考据、空谈义理。他说：“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门性与天道。”（《龚自珍全集·五经大义终始论》）“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子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龚自珍全集·江子屏所著书序》）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册为阐释圣人之道，但不可泥守一端，脱离社会。龚自珍认为，训诂考据是认识儒学义理的必要工夫，明晓义理是训诂考据的目的，而学以致用、补益世事才是治学的根本宗旨。而现时的空疏学风，是将道、学、治三者分离，治学与治世的相互分离，导致了士人学者以至官吏大臣，学用脱节，不通治世，耗精神心力于无用之学，通名物制度无经世之功，整个社会匮乏有用之才。

　　龚自珍进一步指出，整个社会匮乏有用之才，士人学者不知礼义廉耻，这种现象的出现产生，究其原因在于封建制度的摧残扼杀。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对人们实行的是“戮其心”的统治策略。他们对于人们，“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生，而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由于人才遭到扼杀，导致了“士不知耻”的严重现象，他指出，“士皆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士不知耻，“则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于辱社稷也”（《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社会没有经世致用的有用之才，整个国家就会出现危机，走向覆灭。他说：“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人才的多少差别，关系着社会的兴衰存亡。因此，龚自珍呼唤着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出现。他做诗言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全集·己亥杂诗》）

　　可见，抨击空疏学风，呼唤有用人才，是龚自珍社会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晚清社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

　　龚自珍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折时期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在学术上，专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魏源：《魏源集·定庵文录叙》）同时，他又从事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倡变法改革，对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曾评价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因此，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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