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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梁启超探索

  2. [10-10 23:14:16]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三语文知识   阅读:8668

概要:一、管教严格的家庭梁启超先生字卓如,别号有任公、沧江、中国之新民及饮冰室主人等。广东省新会人,出生在前清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逝世,死时五十六岁。梁氏的先祖是由中原向南方逃亡的难民,曾经遭受宋明亡国的痛苦。在他曾祖父以前,世代耕田,勤朴地过日子。他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他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平时常为乡人排难解纷;母亲赵氏,非常贤慧。梁氏幼年的教育是在家庭中接受的,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曾教他读书。父亲对他的管教很严,他的言语举动如稍不规矩,即遭受责骂;当他十二岁考取秀才时,他的父亲仍然要他操作劳役。母亲生性温良慈爱,不过对他的督促也很严厉,不但教他读诗书,而且教他做人的道理。梁氏在《我之为童子时》一文中,曾追述他六岁时因说谎被责的情形说:“……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断不饶恕。我六岁时不知为何事忽说谎一句,……不久即为我母发觉,……当时被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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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教严格的家庭

  梁启超先生字卓如,别号有任公、沧江、中国之新民及饮冰室主人等。广东省新会人,出生在前清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逝世,死时五十六岁。

  梁氏的先祖是由中原向南方逃亡的难民,曾经遭受宋明亡国的痛苦。在他曾祖父以前,世代耕田,勤朴地过日子。他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他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平时常为乡人排难解纷;母亲赵氏,非常贤慧。

  梁氏幼年的教育是在家庭中接受的,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曾教他读书。父亲对他的管教很严,他的言语举动如稍不规矩,即遭受责骂;当他十二岁考取秀才时,他的父亲仍然要他操作劳役。母亲生性温良慈爱,不过对他的督促也很严厉,不但教他读诗书,而且教他做人的道理。梁氏在《我之为童子时》一文中,曾追述他六岁时因说谎被责的情形说:

  “……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断不饶恕。我六岁时不知为何事忽说谎一句,……不久即为我母发觉,……当时被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我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己不知其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以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

  由此可见母教对他影响之深,直到晚年还感念不忘。

  梁氏的祖父不仅教他读书,而且常拿古时圣贤豪杰的言行勉励他,对于宋明亡国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更是不厌其详的讲解给他听。像“崖山遗恨”、“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反清的历史,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熟悉了。
 

二、勤勉不懈的治学

  梁氏聪慧过人,求知欲特别强烈,从小便勤读不懈。他六岁时便读完四书,八岁读完五经。年幼的时候,因家贫买不起书,家里只有史记和纲鉴易知录两部书,他几乎每天都读,差不多全部可以背诵。光绪二十一年,京师强学会成立,会中购有很多西书,他也几乎全部都浏览过。民国七年他去欧洲考察,在船上五十天看完两大箱近一百册的日文书籍,由此可以看出他勤读的程度。他为了想看懂西书,曾努力学习英文,在四十多岁漫游欧洲时还跟好友丁在君学习英语。

  他常因讲学和著述,废寝忘食,甚至影响健康;民国七年春夏间,曾摒弃百事,专心于中国通史的著述,数月之间写成十余万字,以致患病吐血多时,通史的著述因此停顿。他到了晚年,仍然致力于著述,毫不懈怠;去世前夕,卧病在北京协和医院,还在赶写未完成的著作,其勤勉治学的精神实属罕见。据估计,他一生一共写了一千四百多万字,平均每月写三万字左右。他常一夜之间不眠不休地写上几千字,由此也可见其才华之卓越超群。
 

三、正气懔然的性格

  梁氏受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所以具有中国读书人的性格,正气懔然,只要是义之所在,即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去完成。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的党人四处抓人。参加政变的康有溥、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人皆被斩首;其它牵涉新政的人,不是被充军,就是被革职,或被监视起来。梁氏当然也是被通缉的要犯,但他在八月六日却出现在日本使馆。他到日本使馆并不是去避难,而是自动去赴难的:他以牺牲个人生命为条件,恳求日本公使营救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其悲壮之气感动了日本公使,不但没有将他送给清廷,而且还帮助他逃亡日本。他在日本时,吴稚晖等人在日本大倡革命,遭到清廷官吏的猜忌,因此清廷请求日本政府递解吴稚晖等人回国。梁氏一向对吴氏甚为尊敬,他知道这件事以后,曾经气愤地对清廷大加指责。

  民国四年五月袁世凯利用美国人古德诺发表文章,力言共和政体不适宜于中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又有杨度、刘师培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筹安会,极力拥护袁世凯做皇帝。梁氏深知其中阴谋,就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骂袁世凯一顿。据说,当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的时候,袁曾派人送二十万金给梁氏祝寿,这样厚重的贺礼不但被他拒绝,而且他还把这篇文章录下来送给袁看。袁又派人告欣他,大意说:“你亡命已经十余年了,逃亡的苦味也应该尝够了,何必还要自讨苦吃?”他却笑着对来人说:“我过去对逃亡很有经验,我宁愿过逃亡的生活,不愿意在混浊的空气中苟且偷生。”他这种不畏权贵、不受威胁利诱的胆识,多么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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