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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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在科举制度的魔影下，那些科场败北，捞不到功名，从而也无法进入仕途的人，其所以要作诗，刻诗集，结诗社，摆酒宴，写斗方，充当名士，目的也无非是想取得和科举出身相等的社会声价。书中，头巾店老板兼做名士的景兰江，议论医生兼名士的赵雪斋时，就曾经说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作品揭示附庸风雅的名士之泛滥，也是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在士人精神状态上的一个重要反映。上至冢宰子弟胡三公子，也因“死知府不如活老鼠”，要挤进名士堆中去绷场面；狗屁不通的举人卫体善、贡生随岑庵，都要拖着八股腔，去做些“且夫”、“尝谓”之类的歪诗。下而至于头巾店老板景兰江，为做诗把本钱做得精光；盐务里的巡商支剑峰，也戴着头巾，吃醉了酒满街吟诗，被府里二爷一条链子锁了去；乃至于乳臭未干的牛浦郎，也要冒充老名士牛布衣去闯江湖；妓院老板王义安、测字先生卜言志、刻字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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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举制度的魔影下，那些科场败北，捞不到功名，从而也无法进入仕途的人，其所以要作诗，刻诗集，结诗社，摆酒宴，写斗方，充当名士，目的也无非是想取得和科举出身相等的社会声价。书中，头巾店老板兼做名士的景兰江，议论医生兼名士的赵雪斋时，就曾经说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作品揭示附庸风雅的名士之泛滥，也是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在士人精神状态上的一个重要反映。上至冢宰子弟胡三公子，也因“死知府不如活老鼠”，要挤进名士堆中去绷场面；狗屁不通的举人卫体善、贡生随岑庵，都要拖着八股腔，去做些“且夫”、“尝谓”之类的歪诗。下而至于头巾店老板景兰江，为做诗把本钱做得精光；盐务里的巡商支剑峰，也戴着头巾，吃醉了酒满街吟诗，被府里二爷一条链子锁了去；乃至于乳臭未干的牛浦郎，也要冒充老名士牛布衣去闯江湖；妓院老板王义安、测字先生卜言志、刻字匠郭铁笔，上述所有这些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都要想方设法地混到名士的行列中去。

　　吴敬梓不是一味愤世嫉俗的冷酷的作家。他在鞭挞这些社会寄生虫、揭露这个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卑下的精神状态的底蕴的同时，对社会下层的善良人物寄以深挚的同情和爱心。在《儒林外史》中，和尖刻的讽刺相辅，作者用酣畅饱满的抒情诗的笔调，歌颂了许多正直仁善的人物，倾注了对他们深挚的爱，如甘露寺老僧对旅居无依的牛布衣的照料和慰藉，以及为他料理丧事的情景；牛浦郎的祖父牛老儿和亲家卜老的相恤相助的情谊；鲍文卿对落魄的倪霜峰的照顾和对倪廷玺的收养，等等，作者都将深厚的同情，寄托在朴素无华的白描中，表彰了这些善良的灵魂的美德。这种对下层人民的优良品德的如此深情的描绘，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不多见。其中更令人感动的是描写向鼎和鲍文卿这对地位迥异的正直人物的道义之交的数回，这些充满激情的场面，是《儒林外史》精采而有魅力的篇章。这种对善良人物的热烈的爱慕，透露了作者对生活的真挚的爱的本性。

　　《儒林外史》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它既正面控诉了封建礼教和道学的虚伪，也隐隐透露了清代文字狱的残酷；既刻画了统治制度的腐朽，也写出了城乡风俗的颓败。吴敬梓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社会不可容忍的弊害，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改革这些弊害的方案。他只能提出要求知识分子讲究文行出处，提倡以礼、乐、兵、农来济世，而在整个社会制度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变革的历史条件下，他的主张显然是办不到的。这个致命的弱点，反映在他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他所蓄意创造的那些理想人物的软弱无力。小说后半部的那些正面人物如虞博士、庄征君等，都是形象不丰腴、没有生命力的人物。小说中祭太伯祠的场面、郭孝子的故事、萧云仙的故事、汤镇台的故事等宣示礼、乐、兵、农的情节，便只能靠传闻，靠传统故事，靠缺乏生活的虚构敷衍成篇。这些是小说的败笔，以至人们怀疑是否是后人窜入的。但小说中主要的篇幅，那些吴敬梓有丰富生活基础和卓越的艺术认识的部分，特别是讽刺艺术的成就，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杰作。

　　吴敬梓是刻画人物性格的巨匠，只消三言两语，人物形象便勾勒出来了，他们内心的隐秘全部揭开了。作家在描画他们片刻活动时，已经将人物的历史、他们生活的全部本质摄取在内了。卧闲草堂本所附的评语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关于书中的人物，据吴敬梓的姻戚晚辈金和的跋文说，大都是当时实有的人物，“或象形谐声，或庾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金和指出杜少卿即作者的自况，马纯上即冯萃中，迟衡山即樊南仲，牛布衣即朱草衣等２０多个例子。这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艺术家肯定要从现实中撷取素材，以他所熟悉的真实人物为模特儿的；但吴敬梓绝不是单纯地记录真人真事，他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所凝成的艺术认识熔铸在人物身上，使他们具有独创的个性，成了能概括广泛社会关系的形象；并通过人物的交际，呈现出整个社会生活的图景，并对所呈现的生活作出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作家中，象吴敬梓这样带着高度自觉的目的性，用艺术创作来“指摘时弊”的也罕有其匹。《儒林外史》的艺术效果，是吴敬梓的理想、他的创作动机的直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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