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敢于绝望、为个性和创造性而斗争的吴敬梓

2. [10-10 23:13:42]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三语文知识   阅读：8481次

概要： “休说功名”就是自觉的“不入局”了。这种不入局有似于“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那种严峻的归属选择、如何活怎样活的生存选择。因为“入局”是以整个人生为抵押的。但对于有品位的知识分子来说，放弃富贵容易，放弃功名难。“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高级功名心，是孔子以降的任何志士仁人都解不开的一个理念大结。经世治用是真儒的天职，行道是传教般的义务。“出，为道行；处，为道尊。”《外史》呕心呼吁的“文行出处”是接着这条天道的。但是唯敬梓看透了“功名”已将天下读书人变成了“乞食者”，不摆脱功名的作弄，读书人永远难以站起来。所以，他才在《外史》中响亮的提出：“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并在结尾提出“自食其力”的道路问题。套用毛主席语式，似乎可以这样说：这是１８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独立的宣言书、摆脱奴役的启示录！──当然也就是书、录，纸上苍生而已。 辩证法是残酷而公正的。敬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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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说功名”就是自觉的“不入局”了。这种不入局有似于“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那种严峻的归属选择、如何活怎样活的生存选择。因为“入局”是以整个人生为抵押的。但对于有品位的知识分子来说，放弃富贵容易，放弃功名难。“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高级功名心，是孔子以降的任何志士仁人都解不开的一个理念大结。经世治用是真儒的天职，行道是传教般的义务。“出，为道行；处，为道尊。”《外史》呕心呼吁的“文行出处”是接着这条天道的。但是唯敬梓看透了“功名”已将天下读书人变成了“乞食者”，不摆脱功名的作弄，读书人永远难以站起来。所以，他才在《外史》中响亮的提出：“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并在结尾提出“自食其力”的道路问题。套用毛主席语式，似乎可以这样说：这是１８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独立的宣言书、摆脱奴役的启示录！──当然也就是书、录，纸上苍生而已。

　　辩证法是残酷而公正的。敬梓写作《外史》正是行道传教的高级功名心的发用，也因此而获得了旷世“功名”。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考试的江宁府学教授唐时琳在为《文木山房集》作序时安慰他说：“古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传于后……窃恐庙堂珥笔之君子，有不及子著名者矣。”唐这种安慰话的依据是吴敬梓“学优才赡”，研究六经之文会有传世价值，会胜过八股文章仅有“一日之知”──他是沿用传统的价值预期来推定吴敬梓的文化建树。当时，吴敬梓的知音们也许包括吴敬梓本人都没想到他竟会因一部雅士不屑为之的小说而永垂不朽。程晋芳的浩叹是有代表性的：“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吴敬梓３３岁移家南京时作《移家赋》时曾这样“自我肯定”：“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独文梓焉。”他此时所自负的“文”，还是主流的文，他还没有断灭了加入主流的幻想。他此时的生存勇气还是“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而成了秦淮寓公落差发的电与“休说功名”的翻身旋转得到的“场”，使他有了直接行道尊道的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这就是遵循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执笔写作《外史》和《诗说》，也是他学术、艺术两种天赋的平衡释放。他说写作《诗说》是他的“人生立命处”，也没想到偏偏“竟以稗说传”。

　　他若不选择小说这种新的大众化的文体，他只会成为隐士学者队伍中的新兵，而且以他“性不耐久”的作风，不会成为一流大师的，他对于官定的和民间的学术规范有着天才的叛逆精神，他现存的说《诗》的意见有思想价值，没有官方学术规范认可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就连民间的学术眼光也以为那是“山鬼忽调笑，野狐来说禅”（程晋芳《怀人诗》）。他那“独文梓焉”的直觉是领会了天意的，只是这文是“小说”。这是他敢于绝望的勇气的一个成果，也只有敢于绝望才能吻合那虽不神秘也难巧遇的“道”；这也是他艺术气质的一个胜利。

　　他的艺术气质使他成为一个败家子，也使他成为一个名士。他当得起那句俗话“真名士自风流”，他本人和书中的杜少卿才是真正的名士，只因那些假名士将这个名头弄得太脏了，我们才不得不改称为奇人（真假名士的差别像爱情与色情一样难以量化评定）。在正统派眼里这些艺术品质都是些没出息的行径，就像小说中高翰林骂少卿那样。其实，那些正统派反而是假正统，敬梓和少卿反而是真正正统，在整个明清时代，异端发展正统已成规律。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敬梓在文学这一脉上的艺术气质，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然而已不必赘言矣。在他的兄弟朋友的诗笔勾勒下，他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爱好精通的游戏大王。金．说“敏轩善弈”（原诗有具体描写），金两铭说他“生小心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程晋芳说他“好为稗说”。他的许多自述诗句排比出来，恰似关汉卿那套《不伏老》名曲，吴敬梓同样是颗蒸不熟煮不烂的响当当的铜豌豆。这种性情、品行在“专储制举才”的社会中则是走向了一条“悖时”的路线，不会“时中”，而恰是要“时不中”的，关汉卿因此走向戏剧，吴敬梓因此走向小说。关是平民，又在文人是“八娼九儒十丐”之老九的份上，所以汉卿“偶娼优而不辞”，也算不上特别革命。吴敬梓是诗礼簪缨的豪门子弟，又恰逢那被正史夸赞为千古难求的康乾盛世，却如此“自趋下流”，真是没有敢于绝望的勇气难以办到的。曹雪芹成了破落户是由于“抄家”，吴敬梓成了破落户却是由于“移家”，一个被动，一个主动，用从古至今的市民哲学看敬梓更为“犯傻”，这“犯傻”是一种合并着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放纵主义的勇气，是自己拿自己冒险的“平居豪举”。这豪举的正果就是他因此写出了可以与《红楼》媲美的《外史》。因为他对上流社会社会彻底绝望，才选择了小说这种平民的文体，以期向所有男男女女直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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