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忘形而得神 神明而章成──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构思艺术探讨

2. [10-10 23:13:42]   来源：http://www.85jc.com  高一语文知识   阅读：8839次

概要： 二是巧设伏笔，前后呼应。考证碑文，结论是“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音谬是“其文漫灭”造成无疑，但是，作者只指出了谬音讹传的客观原因，有意地省去了主观原因，这样就在无疑之处巧妙地设下了伏笔，为后文议论奠定了基础。后文自然要议论讹传的主观原因。照应伏笔。结论用了一个双重否定句，强调治学必须“深思而慎取”，可见，教训该是多么深刻，“求思”该是多么重要! 第二段写“与之俱出”之悔，客观原因是“怠而欲出者”的鼓励，而不是力不足以入，火不足以明。主观原因是什么呢?一个“随”字，虽然能够窥见是对欲出者的缺乏思辨，但是并没有从正面明说，从而又巧妙地埋下伏笔。第三段与之照应，说明办什么事情，要达到“非常之观”，主观上必须“求思之深而无不在”，它是尽其志的保证。这样的构思的设伏照应，不仅分析了事物的客观因素，反映了作者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更辩证地突出了“求思”的主观因素对于成就事业成功学问的关键作用

忘形而得神 神明而章成──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构思艺术探讨,标签：高一语文知识扩展,http://www.85jc.com

　　二是巧设伏笔，前后呼应。考证碑文，结论是“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音谬是“其文漫灭”造成无疑，但是，作者只指出了谬音讹传的客观原因，有意地省去了主观原因，这样就在无疑之处巧妙地设下了伏笔，为后文议论奠定了基础。后文自然要议论讹传的主观原因。照应伏笔。结论用了一个双重否定句，强调治学必须“深思而慎取”，可见，教训该是多么深刻，“求思”该是多么重要! 第二段写“与之俱出”之悔，客观原因是“怠而欲出者”的鼓励，而不是力不足以入，火不足以明。主观原因是什么呢?一个“随”字，虽然能够窥见是对欲出者的缺乏思辨，但是并没有从正面明说，从而又巧妙地埋下伏笔。第三段与之照应，说明办什么事情，要达到“非常之观”，主观上必须“求思之深而无不在”，它是尽其志的保证。这样的构思的设伏照应，不仅分析了事物的客观因素，反映了作者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更辩证地突出了“求思”的主观因素对于成就事业成功学问的关键作用。其设伏之巧，就住于不在字面上下功夫，而是从更深层着眼。

　　三是巧设词语，形成文脉。文脉是紧扣文眼，贯穿全篇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词语线索。经验丰富的作者都善于用文脉结构文章。王安石用“与之俱出”和“随之”，说明主观上没有深思而盲从于人，从反面扣住“求思”。在议论志、力、物的关系时写道:“有志矣，不随以止”，“有志与力，而又有随以怠”。这两处连用“不随”二字，反复强调了“求思”对尽志尽力的极大作用。“此余之所得也”，照应古人“往往有得”，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省去了“求思”二字，变得十分含蓄，因而常常有人忽略“所得”的条件。“此所以学者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的“深思”，更是直从“求思”而来，深化了议论。这些词语无论怎么布设，正面的，反面的，直接的，含蓄的，它们上下呼应，前后契合，纵横驰骋，都限于文眼，形成了一条缜密的词语线索而连贯全篇。


三、以“求思”为归宿进行论证

　　用辩证的观点看，“不得极夫游之乐”并不等于“不得”游之快。头两段就写了二得: 一得一山二名的由来，二得众人游洞之情形。这样的游山之得，只不过没有达到尽兴的“极”境。可见，作者是用进洞前和进洞时“其见愈奇”（即“得”）的欣赏心情，与出洞后“不得极夫游之乐”的懊悔心情的辩证关系和鲜明对比，把文章引向“求思”的中心，为下文议论张本。

　　从论证的角度看，把处世治学比作游山，抓住并围绕它们的共同点，进行记述和议论。记叙为议论打下基础，也是论证论点的事实论据; 而议论升华记叙，是从游山之事中领悟出来的哲理。作者运用由个别事例到一般原理的归纳推理方法，从实到虚，从事到理，从游褒禅山这个特殊事例中概括提炼出处事治学的道理，论据与论点高度统一，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

　　因而，笔者认为，第三段先充分肯定古人的“求思”精神，是巧妙地提出了这段的论点，也是全文的论点，接着阐述游洞之感慨──志、力、物三者条件很重要，其根本目的在于说明这个感慨是“求思”的结果（即“所得”），从而证明办事要有得，就要“求思之深而无不在”的论点。第四段是用仆碑文字漫灭造成山名讹传的事实，类而广之，推理出学者要“深思而慎取”的论点。将两段的论点总而言之，作者是用游山所获的两个事实（随出音谬）分别作论据，从两个角度提炼概括出一个道理，即处事和治学都要深思广思而慎取，才能达到“非常之观”。不同的是，第三段是广而言之，第四段是具而言之，它们是普遍道理与特殊道理的包含关系。这样严谨的思维，周密的论证，显示了王安石散文长于议论，逻辑性强的特点。

　　一次不成功的游山，写出了文学性、论辩性很强而又有机统一的名篇，其主旨又是那样精新而富有启迪，真可谓“不得之大得，求思之所得。”作者这种“求思”的探索精神，当今于我们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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