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蔡元培的人格

2. [10-10 23:13:42]   来源：http://www.85jc.com  高一语文知识   阅读：8130次

概要：按：蔡元培是本世纪初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影响深远，这一思想成为“五四运动”解放思潮主流。今天，谨以此文向“五四运动”８０同年献礼。 蔡元培从欧洲归国，不久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所谓北京政府即北洋军阀政府，这个政府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它任命的蔡校长却将流芳千古。 在中国现代的名人中，特别是如蔡元培这样的在学界、政界均有地位的名人中，没有一个人如蔡元培这样得到各党各派不同政治势力的赞许和称道。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蔡元培固然是一位谦谦君子，温文尔雅，固然是有着菩萨心肠的忠厚长者，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在新旧思潮较量中，在政党斗争中没有倾向性，其实他在重大问题上是不会轻易妥协的。 蔡元培，字鹤卿，号孓民，浙江绍兴人，１８６８年生。在清末科举中由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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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蔡元培是本世纪初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影响深远，这一思想成为“五四运动”解放思潮主流。今天，谨以此文向“五四运动”８０同年献礼。

　　蔡元培从欧洲归国，不久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所谓北京政府即北洋军阀政府，这个政府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它任命的蔡校长却将流芳千古。

　　在中国现代的名人中，特别是如蔡元培这样的在学界、政界均有地位的名人中，没有一个人如蔡元培这样得到各党各派不同政治势力的赞许和称道。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蔡元培固然是一位谦谦君子，温文尔雅，固然是有着菩萨心肠的忠厚长者，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在新旧思潮较量中，在政党斗争中没有倾向性，其实他在重大问题上是不会轻易妥协的。

　　蔡元培，字鹤卿，号孓民，浙江绍兴人，１８６８年生。在清末科举中由举人而进士，做至翰林院编修。他１９０２年游历日本归来后，开始反对清廷的革命活动。１９０４年他被推为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会长，１９０５年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主盟员（或称分会长），辛亥之役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１９２４年初蔡元培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候补监察委员，这是孙中山提名的，当时有人不同意把蔡元培入选中央。孙中山说：“蔡孓民先生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北方的政治环境与南方大不相同，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本党此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亦不好；使他在中央的地位太显著，对于他的工作反为不便。他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希望他由欧洲回国后仍然到北京去工作。”当时孙中山及国民党主要在南方活动，北方则被北京政府控制着。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政府对支持学潮的陈独秀、蔡元培等十分不满，拟罢免蔡的北大校长之职，蔡闻知后主动辞职，悄然离京。

　　１９４０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论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接着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当时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发表数十箱悼念文章。前中共领袖陈独秀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一般他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佩，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唁电中写道：“孓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延安各界也举行追悼大会，报上也发表悼念文章。中共派廖承志，国民党派许崇智赴香港致祭。香港各界为蔡先生执绋者５０００多人，后安葬在香港华人永远坟场。

　　蔡元培为什么会受到万流景仰？陈独秀的悼念文章已经点出，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蔡元培一生追求革新进步之事不胜枚举。他１９１７年把陈独秀引人北大任文科学长，就是他整顿改革北大，提倡新思想的重要举措。陈独秀既没有在高等学府教过书，也没有教授博士头衔，如果科举的成绩也算一种文凭的话，他也只是个秀才而没有中举，在官场上一文不值。守旧派反对蔡校长的此项任命。他们说，陈先生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连在北大教书尚且不够格，何以能主持文科？蔡元培针锋相对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十多年前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时的凌厉锐气和刻苦精神就令他感动不已，今天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更令他佩服。确实，从本世纪初直至今天，哪一种杂志可以同《新青年》媲美呢？他对陈独秀的赞美是由衷的。十年后的１９２７年，他对陈独秀的人格学品照样赞许，他所以选择了蒋介石，大概以他认为当时的第一要务是消灭军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或有此能力，而陈独秀及中共尚无此能力。但他很快就看出蒋介石的独裁真面目，曾说“蒋介石是袁世凯第二，万不可信他”。他对蒋政权也采取了不合作主义，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营救廖承志、许德衍、胡也频、丁玲、潘梓年、李少石等活动。他为李季的《马克思》、沈嗣庄编的《社会主义新史》、《鲁迅全集》等书写序。当时国民党不许“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蔡的这些序文正是对蒋介石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挑战。他还为《新青年》重印本题词“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为营救陈独秀、牛兰，１９２８年他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呈，辞去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代理司法部长本兼各职。此后国民党中央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委员及监察院院长，他也坚辞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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