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浪漫主义的超越：约翰·济慈的美学历程

2. [10-10 23:14:16]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三语文知识   阅读：8948次

概要： 后来，济慈又提到伟大艺术家应有一种“爱”的精神，这是人格发展到成熟阶段所特有的。在致雷诺兹诗体信中，他谈到“对善与恶的爱”（１８１８．３．２５致雷诸兹）。临终前一年他写信告诉情人芬妮·布劳恩，说自己一生的特点在于“爱上了一个原则──美在万有中。”评论家默里认为，这种爱一般人是难以领情的，它的特点最神秘，它的结果是“超越”，这种“宁静的爱”“既无关乎一般人所说的‘爱’，也无关乎一般人所说的‘恨’，它是超越这两者的。” 那么如何能达到“超越”呢？济慈认为，一般人都有“固定的自我”，有“个性”，这使他们不能完整地俘获生活的真和美，因为他们只能从一个比较偏狭的角度出发，有选择地爱好某些东西而斥拒另一些东西，因而对“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原则必然会困惑不解。这样，济慈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看法：伟大艺术家必须是“无个性”的，诗人性格即是无性格。 诗人性格

对浪漫主义的超越：约翰·济慈的美学历程,标签：初三语文知识扩展,http://www.85jc.com

　　后来，济慈又提到伟大艺术家应有一种“爱”的精神，这是人格发展到成熟阶段所特有的。在致雷诺兹诗体信中，他谈到“对善与恶的爱”（１８１８．３．２５致雷诸兹）。临终前一年他写信告诉情人芬妮·布劳恩，说自己一生的特点在于“爱上了一个原则──美在万有中。”评论家默里认为，这种爱一般人是难以领情的，它的特点最神秘，它的结果是“超越”，这种“宁静的爱”“既无关乎一般人所说的‘爱’，也无关乎一般人所说的‘恨’，它是超越这两者的。”

　　那么如何能达到“超越”呢？济慈认为，一般人都有“固定的自我”，有“个性”，这使他们不能完整地俘获生活的真和美，因为他们只能从一个比较偏狭的角度出发，有选择地爱好某些东西而斥拒另一些东西，因而对“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原则必然会困惑不解。这样，济慈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看法：伟大艺术家必须是“无个性”的，诗人性格即是无性格。

　　诗人性格本身……它不是它本来所是的东西──它没有自来──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一它没有性格──它喜爱光辉又喜爱阴暗，它沉浸在兴致勃勃的状态中，不管是对美或丑，高贵或低微，富有或贫贱，卑劣或崇高──他对塑造一个伊阿古（按：为多剧《奥塞罗》中的恶徒）或伊摩琴（按：为莎剧《辛白林》中善良的女角）来有同样多的愉悦。使关心道德的哲学家吃惊的东西却恰恰使善于千变万化的诗人欢喜；品味事物黑暗的一面和欣赏它光明的一面同样无害，因为二者都归结于沉思。（１８１８．１０．２７致伍德豪斯）

　　这一思想实际上与别林斯基论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性格时提出的“天才的客观性”相通。别林斯基说：

　　这客观性的持点就在于能够离开自己的个性，按实在的情况来理解对象，移居到对象里面丢，以那些对象的生活为生活。在莎士比亚看来，没有善也没有恶；在他看来，只存在着生活，他无所迷恋，也无所偏爱，冷静地观察这生活，并在作品中感觉这生活。……在他看来，只存在一个世界──美丽的大千世界，在这世界里，善恶只有时那些还处在有限性的状态的人才是存在的。

　　的确，对“有限性的状态”的超越可以成为理解“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一个关键。正是由于艺术家取得了这种性格，他才能消灭一己利害的判断。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不如人意的因素”是不能“消散”的了，因为它们将和合乎人意的因素一起进入艺术家的视野，被他拥抱一切的爱心所笼罩。伟大艺术家既深深地参与进每个对象的个别存在，同情于它，象它那样感觉和意识，又高高地俯临在它们之上，无限制地审视和欣赏它们，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由于无所偏袒而觉得无所不美。

　　这样一种艺术家性格的观点，可以追溯到济慈“感觉主义”的个性心理特色，特别是其中对外界存在忘我投入这一气质。但当济慈把它作为具有美学自党的理想性格而表述出来时，它便成为更成熟和更高级的东西，具有重复杂的心理内容。它不仅涉及事物的个别特征，而且涉及生活的全面性和普遍性；它不仅是感性经验，而且包含理性认识，包含带神秘色彩的直觉领悟。济慈借此实现对人生具体的和总体的审美把握。
　

四、关于以真为美的审美方式或心理状态

　　要达到以真为美必须具有对客观性的爱；必须“消灭”个性，然而这是在何种方式；何种状态下实现的呢？济慈曾经提到艺术的“强烈性”能便不如人意的因素“消散”，在一封信里，他又谈到艺术想象活动中的“威力感”会战胜道德评价，从而在实际上有害的事物也会令我们欣喜，这与他所说的在大诗人那里“美的感觉”压倒和消灭一切考虑的观点相通。在我们刚刚引用过的伦“无个性”的信里，他又提到诗人的性格即无性格，它沉浸在“兴致勃勃的”状态中，而一切对立的东西都“同样无害”地归结于”沉思”（specu-lation)。

　　这一系列的描述表明，济慈对人在艺术活动中的精神状态的特征是多么饶有兴趣。事实上，济慈在处理美与真的矛盾时，主要着眼的是他心目中的伟大艺术家，是人对现实外界的审美活动而不是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很自然地，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不是如何改造和克服痛苦、丑恶、黑暗等事物，而是如何在精神上凌驾、超越这些事物所具有的“不如人意的因素”，从而把这些事物和快乐、光明。美好的东西一起作为“真”来认识，来审度，来观赏，以此取得心灵的宁静和偷悦（“美”），只有从一种比较复杂的审美意识出发，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品味事物黑暗的一面和欣赏它光明的一面同样无害，因为两者都归结于沉思”。这沉思不是别的，乃是审美观照特有的凝神状态。济慈以真为美，就需要一种“艺术地”看待真实的眼光，即用一种无利害的直观面对自己经验中的生活，使自己成为“人类命运伟大戏剧的冷静观众。”（虽然按照济慈对艺术家性格的理解，他同时又是这戏剧中的一个角色；而且，他那种作为观众时的“无动于衷”，“不是通过麻木无知而达到的，而是通过已经增强到不能忍受的感受性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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