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清之际的魏阉小说

2. [11-18 19:40:56]   来源：http://www.85jc.com  文学常识   阅读：8474次

概要： 《梼杌闲评》“总论”有诗曰：“博览群书寻故典，旁搜野史录新闻。”第三十二回有词曰：“目击时艰，叹奸恶真堪泪滴。”表明作者所“录”的，是有关“时艰”的种种“新闻”。作者对史料不仅极为熟悉，于史料的取舍也比较谨慎，正如邓之诚先生所说：“述忠贤乱政，多足与史相参”[5]，如所录杨涟疏参魏忠贤二十四罪，从语句简繁与行文口气来看，比《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更接近原文。在一些细节上，如魏忠贤生于戊辰（1568），乳名辰生，天启七年（1627）三月晦日是他六十生辰，就是正史所不载的准确纪录。但作者并没有单纯地据史敷陈，而是在史实基础上进行虚构，以使故事贯通，情节生动。如第二十回“魏监门独力撼张差”，叙除夕之夜，入宫未久的魏忠贤打翻持棍闯宫之张差。据《明通鉴》卷七十五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则梃击一案，执张差者为韩本用，但并不排斥魏忠贤身与其事、史书讳言的可能；而“独力撼张差”云云，却确是虚构。由于作了这样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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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梼杌闲评》“总论”有诗曰：“博览群书寻故典，旁搜野史录新闻。”第三十二回有词曰：“目击时艰，叹奸恶真堪泪滴。”表明作者所“录”的，是有关“时艰”的种种“新闻”。作者对史料不仅极为熟悉，于史料的取舍也比较谨慎，正如邓之诚先生所说：“述忠贤乱政，多足与史相参”[5]，如所录杨涟疏参魏忠贤二十四罪，从语句简繁与行文口气来看，比《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更接近原文。在一些细节上，如魏忠贤生于戊辰（1568），乳名辰生，天启七年（1627）三月晦日是他六十生辰，就是正史所不载的准确纪录。但作者并没有单纯地据史敷陈，而是在史实基础上进行虚构，以使故事贯通，情节生动。如第二十回“魏监门独力撼张差”，叙除夕之夜，入宫未久的魏忠贤打翻持棍闯宫之张差。据《明通鉴》卷七十五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则梃击一案，执张差者为韩本用，但并不排斥魏忠贤身与其事、史书讳言的可能；而“独力撼张差”云云，却确是虚构。由于作了这样的虚构，方使魏忠贤骤得擢用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再如杨涟参劾魏忠贤后，《明史·宦官二》载：“疏上，忠贤惧，求解于韩爌。爌不应，遂趣帝前泣诉，且辞东厂，而客氏从旁为剖析，体乾等翼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温谕留忠贤，而于次日下涟疏，严旨切责。”小说第三十一回“杨副都劾奸解组”却说刘若愚献谋要忠贤泣诉于帝，李永贞反对道：“上前泣诉，纵洗清身子，皇上也必不肯十分处他们。”魏忠贤便把本按住，迳直批道：“杨涟寻端沽誉，凭臆肆谈，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著内阁拟旨责问。”小说舍去“泣诉”的细节，更鲜明地突现了魏忠贤专横跋扈的性格。

《梼杌闲评》又十分重视“野史”的搜求和采用，大胆地将整个艺术大厦的骨架，设置在虚构的人事因缘的基础之上。据《明史·宦官二》载，熹宗乳媪客氏与忠贤并有宠，“容氏淫而狠，魏心贤不知书，颇强记，残忍阴毒，好谀。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凭着这一点材料，是难以写出有文学意味的情节来的。《梼杌闲评》巧妙地以一颗明珠贯串客魏的兴衰际遇，构成小说的中心环节：客氏之母梦赤蛇衔珠而生印月；魏忠贤之母从强盗窝中逃出，偿还客氏之珠，聘定印月为媳；魏忠贤十数年后贩布蓟州，宿于侯氏布行，客氏已嫁侯氏子，与魏忠贤暗中相通，赠珠作为忆念；忠贤涿州落难，将珠子典于质库；入宫得志以后，客氏向其索要明珠，翰林冯铨因献珠夤缘入相，故又名《明珠缘》。通过还珠、赠珠、当珠、索珠、献珠的虚构故事，既写出魏、客由微贱到发迹的曲折经历及微妙心理变化，展现了社会各侧面的世情色相。总之，《梼杌闲评》得心应手地用“小说”来统摄“时事”，在“小说”的格局中纳容“时事”的丰富内容；既不排斥虚构，也不将虚构作为一二点缀依附于史实之后，而是让虚构居于全书艺术构思的主导地位，以此来支配统摄作品的情节和人物，这是对《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成功创作经验的发展和突破。

第二，充分注意人物形象的内在联系，即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从而成功地设计出人物群象所构成的形象体系。

魏阉乱政的史实具有芜杂、散漫的特质，魏忠贤的历史原型与众多人物之间，也缺乏戏剧性的纽带。如果只是据史敷陈，充其量不过如《先拔志始》、《剥复录》一类稗史野记。作者突破史实的束缚，不但塑造出一系列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而且将其构成互相冲突又互相依存的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形象体系。这一“组织世态”的网络结构，既囊括了整个时代的动态变化，又提挈着全书情节的起伏发展，是作者自觉整体构思的产物，是有别于自然状态的艺术美的体现。

据文秉《先拔志始》载，崇祯定逆案时曾云：“忠贤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魏忠贤所以能猖獗一时，乃“五虎”、“五彪”、“十孩儿”为之羽翼，同恶相济之故。其中如崔呈秀、田尔耕、倪文焕，皆如吴伟业《〈清忠谱〉序》所云“愿为之爪牙，供其走噬，甚至自负阿父养子而不惜”，是阉党中最凶恶的分子。《梼杌闲评》在处理魏阉与其帮凶关系时，虚构了他发迹前与诸人的交往，写出了因命运的升沉荣辱造成的人与人关系的颠倒，通过富于喜剧性场面中的丑与丑的强烈对比，犀利地揭露丑的本质。如崔呈秀原是“蓟州城有名的秀才，当时考居优等，只是有些好行霸道，连知州都与他连手，故此人皆惧他”。彼时的魏忠贤是一个布商，因崔呈秀设局讹诈，代人出面调停，两种性格遂发生了碰撞。就崔呈秀来说，讹诈百十来两银子，不过是他千百件“没有天理的事”当中的一件，但他又是个见机而作的人，固然心狠手辣，也肯乘势下台；魏忠贤则早已洞见他的伎俩，却并不加以戳穿，只是审时度势，令其稍加收敛，适可而止。他此时的作为，虽亦有若干仗义因素，骨子里还是维护了崔呈秀的利益。他的干练机变，竟使崔呈秀忘却地位的悬殊，不觉十分钦敬起来。二人在作恶中互相认识，互相赏识，正是所谓“奸雄合当聚会”。这种对魏、崔微时交往的描写，正为日后崔呈秀拜在魏忠贤门下的行径作了铺垫。且看书中如下的精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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