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王道的重建：格物致知义解

2. [10-10 23:13:42]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三语文知识   阅读：8453次

概要：顾炎武 颜元称：“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至，汉儒以来，似皆未稳。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于格杀之’之格，即孔门六艺之教是也。”［i］或许受明魏校《大学指归》启发，钱穆先生的《大学格物新解》引入同属《礼记》之《乐记》及其所蕴含的思维、意义相与发明，并将格物之“物”亦纳入致思范畴以求究格物致知的底蕴，大大拓展了学人的索解思路。身为文字学家的裘锡圭先生即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训诂学的一般方法”，而必须“以先秦时代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对古人关于知与物的关系的思想作比较全面的考察。”［ii］遗憾的是，钱、裘二文对格物的具体诂解，也跟习斋所谓“汉儒以来”及习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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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颜元称：“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至，汉儒以来，似皆未稳。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于格杀之’之格，即孔门六艺之教是也。”［i］或许受明魏校《大学指归》启发，钱穆先生的《大学格物新解》引入同属《礼记》之《乐记》及其所蕴含的思维、意义相与发明，并将格物之“物”亦纳入致思范畴以求究格物致知的底蕴，大大拓展了学人的索解思路。身为文字学家的裘锡圭先生即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训诂学的一般方法”，而必须“以先秦时代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对古人关于知与物的关系的思想作比较全面的考察。”［ii］

　　遗憾的是，钱、裘二文对格物的具体诂解，也跟习斋所谓“汉儒以来”及习斋本人一样，带入正经时给人的感觉仍是“似皆未稳”。本文试图把思路进一步放大，从包括有《大学》、《中庸》、《乐记》诸篇在内的《礼记》全书中所反映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与虞、夏、商、周的礼乐文化传统亦“述”亦“作”的基本关系出发，既充分重视“三王之法”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征，又细心体察孔子之道在语境和情怀上的曲折，把《大学》置于传统与现实、现实与理想的紧张关系中作整体上之同情的把握。

　　因此，本文把《大学》之三纲八目（即朱子所谓正经部分）在意义上处理为“述”与“作”的二层结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对三代圣王为治之实的概括和总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则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对王道政治理念和策略的阐释与重建。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iii ］虞、夏、商、周政权传承方式不同（这在当代政治观察家眼中常被认为是判定一种政权性质的标志或标准），但孔子却认为“其义一”，意思是它们同属“王道”，因为它们都是礼乐以为治而具有正当性：“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殷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叶适讲得更具体：“治天下国家，唐虞三代皆一体也；修身以致治，尧舜禹汤文武皆一道也”。［iv］所谓王道，就是行政权力的建构与运作以社会公益为中国和枢轴；霸道则正相反，其建构与运作以一家一姓的私利为中国和枢轴。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手段不足；又由于个人尚未从早期共同体中离析出来，社会以家族、宗族、部族为基本单位，利益尚未分化，所以，族群之间的结构关系或曰秩序，主要是建立在礼让、协商的基础之上；族群之内的结构关系或曰秩序则主要以“亲亲”和“尊尊”为原则，即建立在血缘关系以及内部分工的基础之上。《韩非子·五蠹》和《礼记·昏义》中的有关记叙正好对应于这两层关系或两种秩序：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分属政治、家庭、自然三个不同层面的君臣、夫妇、男女诸关系维持着某种连续性的现实根据在于，三种角色的主体之间在血缘和利益上保持着某种连续性或曰共通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社会组织的原则呈现为某种复合型态，即政治性利益关系原则与血缘性情感关系原则合而又分，分而又合。至于“国际”关系，“竞于道德”四个字标示了一种自利而利人，利人而自利的理性合作境界。

　　令人称奇的不是秩序居然就如此地发生，并发展生成出一种王道政治、礼乐文明，而是这种王道政治、礼乐文明居然成为一种传统一种信念延续下来并持久地释放出影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论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认为这种类型的发展才是“普遍的”、“世界的”。［ v］确实，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城邦，到分封制背景下的诸侯王国，再到统一的帝国时代，中华文明在民族主体和活动区域上表现出十分难得从而备受瞩目的连续性。因此，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虞、夏、商、周经春秋战国到嬴秦王朝的政治演化，理解为社会重心由血缘性情感关系原则主导向政治性利益关系原则主导的运动与变迁。一般相信，这种运动与变迁的根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军事技术的改进和人性中所固有的种种特质。

　　儒家应该说也是清楚这一切的。但出于司徒之官的这一学派对于“唐虞之隆，殷周之盛”十分了解向往，并相信其在现实中仍然具有重建的理由与根据。“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vi］在由王道到霸道的转折关头，面对“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气力之争”，孔子及孔门弟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思存前圣之业”。他们的这一努力在两个层面展开：周游列国，劝说王侯；开坛设教，著书立说。《礼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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