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今天，当我重读“朦胧诗”的时候，一个奇特的现象吸引起了我的注意力：“朦胧派”诗人往往会不自觉地模拟儿童式的天真烂漫的腔调。这一发现令我惊讶不已。“朦胧派”诗人大多是红卫兵（知青）一代的人，这些人大多亲身经历过“文革”，是“文革”文化形态的直接缔造者，而且，后来又大多在“广阔天地”里锻炼过许多年，可谓历尽人间艰辛，尝遍世态炎凉。至“文革”结束，他们这些人大的已经３０来岁了，最小的也２０岁出头。这一代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经验的丰富性和成熟程度，几乎是任何一代年轻人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但奇怪的是，他们在表达现实生活经验（特别是“文革”经验）的时候，却常常将自己装扮成孩童。 在“朦胧诗”开始盛行的时期，有一首叫做《草帽歌》的电影插曲非常流行。这首歌曲出自日本电影《人证》，词作者为日本诗人西条八十。这是一首儿童诗。诗中模仿孩子的口吻，向妈妈倾诉着一种孩子式的失落感和忧伤情绪。西条八十的《草帽歌》开
世纪末的诗歌“口香糖”──舒婷批判,标签：初三语文知识扩展,http://www.85jc.com 妈妈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比我喝的牛奶还要洁白、还要洁白的墙，一直闪现在我的梦中，它还站在地平线上，在白天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我爱洁白的墙，……
（梁小斌：《雪白的墙》）
把我叫做你的“桦树苗儿”你的“蔚蓝的小星星”吧，妈妈
（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
这些诗看上去就像是对《草帽歌》的直接模仿。其他一些朦胧诗人虽然未必是直接模仿西条八十，但在风格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红蜻蜓》，顾城的《生命幻想曲》、《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舒婷的《小渔村的童话》，江河的《星》，等等。甚至像北岛这样的看上去显得比较成熟、深刻的诗人，也写过诸如《你好，百花山！》、《微笑·雪花·星星》等“童谣化”风格的诗。看来，这些新崛起的青年诗人群体也就像是一个庞大家族里的一群孩子，他们表面上风格各异，但他们是兄弟，他们有着同一的精神遗传和心理状态，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父亲（或母亲）。而且，特别是在装扮成小孩唱童谣的时候，他们的精神血缘的同一性就表现出更为充分的一致性。
但这与其说是抒情，不如说是“撒娇”，也许从根本上说，“朦胧派”就是“撒娇派”。然而，问题是这种童稚心理不仅普遍存在于“朦胧诗人”那里，也是全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就像今天的流行“扮酷”一样，那个年代似乎流行“故作天真”和“撒娇”，当时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也有这种故作幼稚和天真的倾向（如《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童年》、《捉泥鳅》，等等）。因此，这些歌曲也就很快就风靡大江南北。比如那首《外婆的澎湖湾》，一时间，几乎全国的男女老少都在用同一种声调稚嫩的、天真的声调，歌颂着一个公共的老外婆。这种“全民撒娇”运动可真是一大文化奇观。
童话总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国家，也需要童话。眼下，有一首歌颂国家领袖的歌曲就叫做《春天的童话》，它多少也有些“朦胧”的风格。但奇怪的是，我们这个国度的国民在童年时期缺乏童话教育，却在长大成人之后，面对一些巨大空无的事物，全都变成了孩童。一个在童年时代就丧失了天真的民族，到成年之后开始唱起了童谣。这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难道是对没有童话的童年的心理补偿？
事实上，“文革后”整个民族差不多都处于同样的精神幼稚状态，理解力处于学龄前儿童的水平。大家只要去翻翻当时报刊杂志上所报道的一系列思想文化争论（比如关于究竟要学雷锋还是要学陈景润的争论、著名的“潘晓事件”，等等），就可明白这一点。“文革后”初期的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也许应该由儿童心理学专业的学者来做。我甚至疑心将来的儿童心理学家会以这一阶段的民族精神状况作为成长期儿童心理学研究的经典案例。前些年，我再一次听到了这些歌曲。那是在一家挺豪华的酒店的歌舞厅里，旁边有一伙中年人聚会，唱卡拉ＯＫ。经打听，得知是一群“老知青”举行聚会，纪念上山下乡３０周年。在他们所唱的诸多老歌曲中，有一首就是《外婆的澎湖湾》。从他们一张张兴奋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沧桑与幼稚的奇特的混合物，怪异而又荒诞。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最新更新
推荐热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