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用残损的手掌》透视戴望舒

2. [10-10 23:13:42]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三语文知识   阅读：8237次

概要： 戴望舒战时曾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之一，香港沦陷后，因种种原因，滞留香港三年零八个月。长时间的阻隔，“文协”和文艺界的朋友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１９４５年９月，戴望舒向茅盾写信表明心迹。９月２５日，“文协”发函慰问戴望舒，并托其调查附逆文化。１１月１５日，戴望舒根据“文协”的要求，主持召开了“文协香港会员通讯处”第一次会议，１２月１７日恢复出版《文协周报》。 与此同时，怀疑附逆的阴云却慢慢向望舒身上汇拢。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有何家槐等二十一人签名的《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发表。⑷不久“建议书”得到采纳。１月２１日，出至第６期的《文协周刊》停刊。１月２９日，由港粤两地作家选出理事，宣布文协港粤分会成立。在分会主编的《港粤文协》第１期的《敌占期间香港文化活动》一文中，多处提及戴望舒的名字。２月６日，戴望舒向港粤各位会员发送申诉函，未果。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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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望舒战时曾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之一，香港沦陷后，因种种原因，滞留香港三年零八个月。长时间的阻隔，“文协”和文艺界的朋友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１９４５年９月，戴望舒向茅盾写信表明心迹。９月２５日，“文协”发函慰问戴望舒，并托其调查附逆文化。１１月１５日，戴望舒根据“文协”的要求，主持召开了“文协香港会员通讯处”第一次会议，１２月１７日恢复出版《文协周报》。

　　与此同时，怀疑附逆的阴云却慢慢向望舒身上汇拢。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有何家槐等二十一人签名的《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发表。⑷不久“建议书”得到采纳。１月２１日，出至第６期的《文协周刊》停刊。１月２９日，由港粤两地作家选出理事，宣布文协港粤分会成立。在分会主编的《港粤文协》第１期的《敌占期间香港文化活动》一文中，多处提及戴望舒的名字。２月６日，戴望舒向港粤各位会员发送申诉函，未果。这样，使经过灾难岁月刚刚获得解放和光明的诗人蒙受了人格的耻辱。

　　１９４６年４-５月间，戴望舒依据“文协”总部的指示，回到上海向“文协”报到。其间，他写了自辩书，稍后，得到了“文协”的认可。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华商报》刊登马凡陀（袁水拍）的“文联社’，特稿《香港的战时民谣》，其中约略可见诗人的陈述和“文协”审查的某些细节。与其同时，他开始在《文艺春秋》上发表诗作。《手掌》一诗，即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面世的。

　　诗人的灵魂受伤太多，负荷太重。他的人格受到的伤害，不是来自对垒的另一方，而是来自昔日的朋友和同志，来自诗人所参与并信赖的组织。面对这一严峻的境遇，戴望舒可能有三种选择，一是因为心灵脆弱导致自杀。戴望舒曾分析过叶赛宁的自杀，认为他的自杀“我们可以拿旧传统和新生活的冲突下的逃世来解释。’，⑸戴望舒以此作参照，又着重分析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认为他是未来主义者，一个最缺乏可塑性的灵魂，但又是一个革命者，他想把个人主义者的我熔解在集团的我之中是不可能的。“他将塑造革命呢，还是被革命塑造？’，仅有两条路，但决不是为他而设的出路，于是“没有出路’，的他，不得不采取自杀。⑸但依现时而言，戴望舒并没有对政治信仰和感情产生绝望，因此也不会轻生的。

　　二是可能游离于这一组织及其价值观念。１９２６年秋冬之际，他在震旦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共青团，其后担任团支部的负责人，出席秘密会议，散发传单曾被逮捕。“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上海清党委员会通缉，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诗人和他的几个朋友停止了革命活动。后来，冯雪峰曾希望他们恢复党的关系。施蛰存回忆说：“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个（包括戴望舒、杜衡一笔者）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被动的政治约束。’，⑹冯雪峰懂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宽容，理解知识分子在追求自己价值的认识过程中的艰难，把他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⑺“左联”成立时，冯雪峰通知戴望舒他们参加，表达对戴望舒他们的期待。戴望舒参加了“左联”，并创作了《流水》一诗，抒写他对“水流的集体”的向往，对“在同一个方向中奔流到太阳的家乡去”的喜悦。但时过境迁，他又悄悄离开了“左联”，执着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推进“纯诗”，高高地浮游于社会和人生之上。

　　三是直面人生苦难。诗人走过了长长孤独而寂寞的路，直到抗战爆发以后，经过民族危亡的血与火的锻炼，他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了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本着“尽一点照明之责”的决心⑻，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

　　应该说，戴望舒在整个抗战时期，包括沦陷时期他的言行都无愧于“文协”集体的规范和民族大义。他以一己之心，为万众服务，以个体生命承担民族和历史的责任，用“苦涩的诗节”，“为灾难竖里程碑”（《赠内》）。他把《手掌》一诗写作时间前移，就是为了张扬和坐实这一价值，对污陷他“附敌”之说，作更有力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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