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值得体味的是,这种张扬和坐实是在诗人的“自辩”得到文协认可以后去做的。诗人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即便标出真实的创作时间,也无损于诗人。另外,如果不是有机缘读到诗人收存的剪报,读到《断篇》一诗及其编贴剪报时的有关说明文字,可能永远不知道这首诗尾注的时间错置,诗人创作的流变会永远成为难解的谜。诗人良苦的用心,是出于一种防御性的心理,其中还能看出有难以言明的顾虑。人民革命已经胜利,历史面临一次全新铸造,民族新生不再遥远,这些当然鼓舞着诗人沿着业已行进的道路义无返顾地走下去,“迎接花一样重开的日子”(《偶成》)。革命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但可能又成为锋利的双刃剑。或者对思想领域的问题缺少应有的认识和经验,不能正确自如地判别对立斗争中种种复杂问题 ;或者因大潮中鱼龙不分,“左”和奸诈的小人,利用革命过程中某些失控的环节和空隙,滥用革命的权威和权力。种种情况,给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们带来苦难和坎坷。诗人已经遭受了一次,只要这种机制还存在,难免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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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⑴ 姜德明《夏衍为戴望舒、叶灵凤申辩》,《文艺报》1988年9月24日。
⑵ 参见黄宗英《盈盈望望舒》,《文艺报》1999年2月23日。
⑶ 孙源《追忆良师益友戴望舒》,《香港文学》1990年7月。
⑷ 公开刊登于《文艺生活》第2期《光复版》, 1946年2月。
⑸ 《诗人玛耶阔夫斯基的死》,《戴望舒全集》(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⑹⑺ 《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沙上的脚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⑻ 《〈星座〉创刊小言》,《戴望舒全集》(散文卷)1999年版。
⑼ 1980年10月笔者曾走访蒋锡金先生,据他说,在第一次文代会代表资格审查时,他曾为戴望舒出具抗战时期毁家纤难的证明。
⑽ 1999年4月笔者走访戴望舒长女戴咏素女士,据她说,第一次文代会结束,父亲和她姐妹住在北平钱粮胡同,徐迟来聊天,说到***在会上提出戴望舒“附敌”问题,是茅盾讲了话,才告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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